其次，法治、开放、包容及多元的社会及市场经济创造了优质公平的机会，这也是美国能够吸引全球创业人才（如埃隆马斯克、黄仁勋等）的重要因素。美国的法治为私有财产提供了可靠保障，同样重要的是，其市场经济的公平、公正、透明、多元和包容性，为拥有创业精神的人才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和机会。

2023年，美国营收最高的500家企业中，有224家企业（44.8%）由新移民或其后代创立，其中103家由外国出生的人直接创立，另有121家由移民子女创办。这些新移民创办的公司为美国和全球的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。2023年，这224家公司创造了8.1万亿美元的营业收入。

第三，美国的企业群体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和家族企业的结合，这也使得美国在高级管理人才上实现了聚集效应。

美国拥有一批股权分散、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，拥有相对更加成熟的治理结构和管理体系，如通用电气、可口可乐、IBM、英伟达等。一批印裔商界精英能够成为美国多家企业的掌门人，也是得益于这些两权分离企业的存在。

第四，美国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及强大的资产管理公司，使得美国可以实现“天下资本为我所用”。

美国有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市场。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（SIFMA）报告显示，截至2023年底，美国股市总市值超过49万亿美元，占全球股市总市值115万亿的42.6%，是第二大股票市场欧盟的3.9倍。

美国在全球财富管理中也占据优势。根据欧洲基金和资产管理协会的数据，截至2024年上半年，美国的资产管理公司所管理资产的规模约占全球的52.3%。

截至2024年9月底，全球前五大资产管理公司中，美国占据前四席，分别是管理10.5万亿美元的贝莱德（Black Rock）、管理8.7万亿美元的先锋领航（Vanguard），管理3.9万亿美元的富达投资（Fidelity）以及管理2.5万亿美元的资本集团（Capital Group）。

成熟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，匹配发达的资本市场，孕育一批富可敌国的大型公司，这使得美国可以通过市场手段实现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。

第五，美国在经济理论及企业管理上理论和理念的贡献上同样具有优势，这也是美国能够整合全球经济研究及管理研究人才的原因。

目前，在经济学领域，美国共有80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，占该项总获奖人数的83.3%，其中自2000年以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49位来自于美国的机构，占同期总获奖人数（52位）的94.2%。

第六，二战后，美国成为国际秩序的缔造者。在国际组织、地缘政治的影响力以及全球军事投送及干预能力上，美国也拥有很强的国际影响力。

美国不仅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，还是在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唯一具有一票否决权的国家。一般来说，世界银行的行长也是美国人。

此外，美国在结盟方面的能力也不容小觑。例如，美国所领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（下称“北约”）有32个正式成员，截至2023年，其GDP总和占全球的49%，军费支出达到全球的52%。2022年2月24日，俄乌冲突爆发，美国在极短时间内聚集了共计49个国家和地区，集体对俄罗斯进行多方面制裁。这些参与制裁国家在2023年的GDP总和占全球比重达到58%，军费支出则接近62%。

同时，美国领导下的北约从“脑死亡”走向空前团结，且又借机把北约引入了亚洲及印度洋、太平洋地区，拉拢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等国家。此外，包括美国主导的“奥库斯”（AUKUS）和“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”（QUAD）以图增强美国在全球的号召力和影响力。

强大的军事实力为美国的霸权提供了保障。截至2023年6月，美国在80多个外国或地区有大约750个军事基地，占全球海外军事基地总数的75%—85%。此外，1986年美国里根总统提出了控制世界上16个海上咽喉要道的计划，包括马六甲海峡、苏伊士运河、霍尔木兹海峡、波斯湾等。

正在崛起的印度

鉴于此，任何新兴大国若要接近、平视甚至超越美国，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，不可或缺的能力之一便是“以全球应对全球”的全球资源整合能力。

近年来，在这一领域进步最大的当属印度。印度裔人才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，尤其是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，甚至成为多国的国家元首，这无疑是一个独特且显著的突破。本文将着重观察印度裔人才在这一领域的成功。

我们较为熟悉的是，印度裔人才在全球商界，尤其是在欧美大型现代企业中取得了显著进展，众多世界顶级公司中出现了印度裔掌门人的身影：微软CEO萨提亚·纳德拉（Satya Nadella）、谷歌 CEO桑达尔·皮查伊（Sundar Pichai）、IBM的CEO阿尔温德·克里希纳（Arvind Krishna）、Adobe的CEO山塔努·纳拉延（Shantanu Narayen）、香奈儿的CEO莉娜·奈尔（Leena Nair）、星展银行的CEO皮尤什·古普塔（Piyush Gupta）、诺华制药的CEO万桑·纳拉西姆汉（Vasant Narasimhan）等。

印度裔人才在学术界，尤其是在管理教育及商学院的成就同样值得关注。印度裔学者阿马蒂亚·森（Amartya Sen）和阿比吉特·班纳吉（Abhijit Banerjee），分别于1998年和2019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。

若干知名商学院也都出现过印度裔院长的身影：尼廷·诺里亚（Nitin Nohria）于2010年至2020年担任哈佛商学院院长。苏米特拉·达塔（Soumitra Dutta）自2022年起担任牛津大学塞德商学院院长，他还曾任康奈尔大学约翰逊商学院院长。苏尼尔·库马尔（Sunil Kumar）曾任芝加哥商学院院长，现任霍普金斯大学教务长。拉古·桑德拉姆（Raghu Sundaram）自2018年以来担任纽约大学商学院院长。

在国际组织中，印度裔人才也得到了认可，例如现任世界银行行长阿贾伊·班加（Ajay Banga）于2023年6月上任，曾任万事达卡公司CEO。

印度裔人才在印度以外多个国家的政界崛起或许更加独特，他们在政界的崛起开辟了全球资源整合及影响力的新渠道及新路径。近年来，印度裔在全球的进展和发展确实值得高度关注。

2024年7月卸任的英国前首相里希·苏纳克（Rishi Sunak，也是英国历史上首位亚裔首相）、2024年4月卸任的爱尔兰前总理利奥·瓦拉德卡（LeoVaradkar）及同样在4月卸任的葡萄牙前总理科斯塔（António Costa）均是印度裔。于2023年9月当选的新加坡总统尚达曼（Tharman Shanmugaratnam）是印度裔。现任毛里求斯总统普里思维拉吉星·鲁蓬（Prithvirajsing Roopun）和圭亚那总统穆罕默德·伊尔凡·阿里（Mohamed IrfaanAli）也是印度裔。加拿大现任交通部长阿妮塔·阿南德（Anita Anand），还曾在2021年12月至2023年6月曾任加拿大国防部长，也是印度裔。

印度裔人才在美国政坛的崛起同样值得关注。2024年的美国大选刚刚落下帷幕，特朗普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·哈里斯（Kamala Harris）。11月12日，特朗普宣布，美国科技巨头马斯克和印度裔企业家维韦克·拉马斯瓦米（Vivek Ramaswamy），将掌管特朗普新政府所设立的政府效率部。拉马斯瓦米此前曾角逐2024年美国大选共和党候选人提名，1月份退选后表示将全力支持特朗普。

2024年9月，美国副总统卡玛拉·哈里斯正式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，成为第一位领导主要政党进行美国总统竞选的有色人种女性，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。哈里斯的父亲来自牙买加，母亲来自印度，由信仰印度教的母亲抚养长大，与印度传统紧密相连。哈里斯的提名也彰显了印度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力。正如《纽约时报》的评论所说，“印度裔美国人现在是亚裔美国人中最大、政治最活跃的群体”。

现在看来，获胜的共和党将为美国带来首位印度裔的第二夫人，即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的夫人乌莎·万斯（Usha Vance），她是一个印度裔美国人及印度教徒。在国会以及州层面，印度裔的表现同样突出。根据《纽约时报》报道，现任国会议员中有5名印度裔，州议会中有接近40位是印度裔。此外，妮基·黑利（Nikki Haley）在2011年至2017年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，金达尔（Bobby Jindal）在2008年至2016年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，他们同样都是印度裔。

未来的新兴大国想要追赶甚至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，“以全球应对全球”是必备的能力。在这一方面，印度在过去一段时间在商界、学界、政界取得了长足进步，尤其是在政界的成功有其独到之处。

目前，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，且保持较高的人口增长率，年轻人口的数量也是世界首位。同时，印度在民主和法治上实现了与西方的有效对接，目前在地缘政治上成为包括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、俄罗斯在内的多个国家的拉拢对象，这为印度企业和印度裔人才在全球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。印度裔人才在这方面的成功，值得新兴国家观察、思考和借鉴。

（作者系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、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、杰出院长讲席教授）